和合術-人因和合而靈昭不昧

和合術-人因和合而靈昭不昧
　　中國的曆史文化能赓續，文化力量輻射亞洲，和合術主要是儒家的作用。有人說“和合學”的提出超越了傳統形而上學和意識形態，您在書中說“和合因人而生生不息，人因和合而靈昭不昧”，您提出“和合學”基于怎樣的思考？
　　《文集》中有對《周易》的研究，有對其他思想包括韓國思想的研究，還有“和合學”。人的欲望是無極限的，但地球已經到了極限。人類在21世紀面臨著共同的危機：生態危機、能源危機、道德危機、文明沖突……建構和合學的理論體系，是想提供解釋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架構。不久前，我去韓國參加儒教複興的研討會，《東亞日報》采訪我。當時正是韓國和朝鮮關系比較緊張的時候。東亞日報問我怎麽看待這個問題。我說，韓國和朝鮮是同種族同語言，是親兄弟一樣的關系，雖然兄弟間也會爭吵，但這樣的吵架應以“和”的方式、理念來處理，才是最終的出路和解決辦法。這位之所以拿這個問題問我，是看到了儒家“和合”理念所具有的影響力。
　　韓國古來受到中華文明的影響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，但今天也面臨著和整個人類同樣的問題。比如近年來，韓國年輕人自殺率上升，不少人吸毒，他們的博士畢業以後很難找到工作，年輕人生存壓力增大。這樣那樣的問題，造成社會上有一種苦悶焦慮的情緒，他們也在思考怎麽解決。
　　我們都看到，儒家解決文明沖突的方法，和西方的解決辦法是不同的。首先，從西方哲學來看，認爲上帝和人是二元的。除了正確就是錯誤；一個是存在的，一個就是理念的；一個是進步的，一個就是落後的，它是二元對立、非此即彼的觀點。因此西方解決沖突的方法，常常是用一方消滅另一方的方法。東方的儒家觀點不是這樣，它講究“萬物並育而不相害”，講究“道並行而不相悖”，從中演化出來和平和合作。合作，是今天的一種生存的方法，是解決很多沖突、很多危機的最佳選擇。和平合作達到共贏是“和合”思想的體現，人們越來越看到，這是人類解決自身危機的一個思路。

　　對時代核心問題的思考和解讀

　　《文集》彙集了您從《周易思想研究》、《朱熹思想研究》、《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》、《儒學與人生》到建構和合學等一系列著作，體現了您的學術曆程。您能否結合這個學術曆程，談談是如何思考中國哲學的？
　　答：馮友蘭在去世前不久說過，中國哲學將來會大放光彩的，我覺得馮先生的話很有道理。
　　西方從黑格爾到德裏達都有一個觀點：中國只有思想沒有哲學。他們從西方價值觀來衡量中國哲學，得出這個觀點。我們知道，中國本來連哲學這個詞都沒有，是從日本、再早從西方翻譯過來的。而在近代建設中，我們又用西方學科的規範來規定學科尤其是哲學，用西方關于哲學的定義來講中國哲學，更是把中國哲學做成了西方哲學的注腳。在上世紀國內就有過一個討論到底有沒有中國哲學的熱潮，說明中國哲學怎麽發展的確是我們要面對的一個問題。
　　我的看法，首先，中國有哲學，有優秀的富有中國特色的哲學。哲學不是固定概念，它是一個動詞——愛智慧。各個國家，各個民族都有其哲學模式。從中國哲學來看，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體現。先秦、魏晉、隋唐，每個時期不一樣，它是在不斷變化的。應該承認這一點，否則除西方之外，所有其他民族都沒有哲學了。
　　其次，哲學是時代精神的體現。西方國家有時代精神，中國也有時代精神，四大文明古國都有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。時代精神是一個民族在面對、解決時代問題的時候所産生的思考。例如漢代董仲舒的“天人感應”論，是爲了回答漢武帝所提出的“大一統”問題。西漢經過“七國之亂”，諸侯王起來叛亂，統一是那個時代的問題。此外，天人怎樣相應？體制怎樣改革？所以我們從《漢書》中看到，董仲舒有“天人三策”，來解答這些問題，“天人感應”就是當時哲學的主題——時代的核心話題。沒有時代的核心話題，就沒有討論，也就沒有哲學。每個時代都有要解決的問題，都要有討論，從而形成哲學的中心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中國的哲學是非常豐富的。

　　您認爲當代哲學的核心問題是什麽？
　每個時代都有它的核心問題，從而産生富有時代特色的哲學思想。如現代新儒學熊十力、馮友蘭、馬一浮等人，他們的哲學思想主要是在抗戰時期形成的，是爲了應對可能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，挺立中華民族的主體精神。今天我們所遇到的主要問題，和熊十力、馮友蘭，馬一浮的時代不同，我們面對的是電腦、網絡和全球化的問題。時代變了，也該有新的哲學理論思維。今天我們面對著全球化所帶來的諸如自然沖突、生態危機、心靈危機等問題。中國這邊揚起沙塵暴，沙塵可能會影響到日本；恐怖主義沒有國界，一個國家很難解決；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加劇——精神問題、道德問題、文明問題。所以我認爲，當代中國哲學不僅要思考中國，還要把視野放到全人類的層面上，思考如何面對人類共同的危機。
　　《文集》中還有一本您的學術自傳《學術生命與生命學術》，系首次出版。請談談這本自傳。
　　《自傳》中我把自己的學術生涯分成兩個階段：“文革”之前和“文革”之後。一個是“學術的生命”，一個是“生命的學術”。我想，“文革”前這段，我是以求生命爲第一位的，學術爲第二位。我的重要的學術著作都是“文革”後撰寫的。《周易思想研究》《朱熹思想研究》是當時該研究領域具有開山性質的著作。《中國邏輯結構論》用中國哲學的邏輯來講中國哲學。再往後和合學的提出是爲應對當前危機，提出化解的理念。王充講，天地和氣，萬物化生。中國是多元的思維，講包容性而非排他性。我想，這是中國文化的根和魂的所在。那麽第二個階段，我是把自己的生命全部投入到學術中去了，所以我稱之爲“生命的學術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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